周晓雯 王蒙萌

　　家庭暴力是亟待破解的社会治理难题，其防治效能直接关乎法治文明高度与治理现代化进程。现行法律规定构建了人身保护令等多种前端防治制度，但家庭暴力导致的恶性暴力犯罪案件依然频发。如何破解家庭暴力前端防治的现实困境，需要通过立法协同、分级干预、数据赋能与责任共担推动制度重构，以系统性治理创新激活多元共治的法治效能。

　　前端防治体系的制度障碍

　　保护性措施未发挥系统性功效。反家庭暴力法设立了强制报告制度、告诫书、人身保护令等预防性措施，但保护性措施的具体实施呈现多重障碍。反家庭暴力法第35条规定的强制报告制度沦为“纸面条款”，因监督主体处罚机制缺失，社会组织未履行报告义务的追责案例鲜有记录。告诫书制度因执法标准缺失导致威慑力减少，如四川拉姆案中公安机关虽多次出警处置，但并未及时出具告诫书。成都谢某案中公安机关依法出具告诫书，但后续执法衔接空白，难以形成震慑力。人身保护令则因申请主体狭窄、手续繁琐、证据规则僵化、执行机制虚置形成程序空转。据报道，成都谢某在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时因无法提供施暴者身份资料导致申请失败。2023年《国务院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2016-2022年全国妇联受理家暴投诉25.2万次，全国公安机关2016-2021年累计出具告诫书不足10万份，同时期全国法院签发人身保护令仅1.5万份，法律介入效果不足。在实务中易呈现“预防措施形式化-暴力升级常态化-恶性案件频发化”的负向循环。

　　施暴者矫治机制的结构失衡。家庭暴力防治机制对施暴者的干预停留在“批评教育”层面，针对施暴者进行心理干预缺乏法律强制性和专业技术支撑。相较于性侵害犯罪者的电子监控等成熟社区矫正措施，家庭暴力施暴者心理矫治与行为干预较为滞后。法律未赋予心理矫治强制性效力，施暴者极少被强制纳入系统性心理干预程序。多数地区仅以口头训诫结案，未能切断“施暴-短暂收敛-再犯升级”的恶性循环，客观上放任了轻微家暴向恶性刑事案件演化。同时，施暴者的惩戒矫治信息封闭。学校、医疗机构等社会单元无法获取施暴者风险预警，导致家暴高危情境中的弱势群体持续暴露于风险，实质纵容了“轻微暴力-重复施暴-犯罪升级”的行为演化。

　　协同治理机制的功能断裂。家庭暴力前端防治涉及公安、法院、卫健、妇联、社区等多部门联动，但当前跨部门协作存在系统性断裂，防治效能削弱。反家庭暴力法虽明确各部门职责，却未建立强制性协作框架。各协作部门间存在“信息孤岛”与“责任真空”。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后的定期回访及矫治没有明确的对接机制，人身保护令送达遭拒执行受阻成为常态，司法警力与公安机关配合执行缺失数据共享与辅助执行程序，导致无法对施暴者进行动态监测，告诫书与保护令的出具成为治理终点而非干预起点。部门权责划分不清引发处置推诿时有发生，消解制度设计的整体效能。

　　前端防治与制度重构的体系化进程

　　立法体系的完善提升。应吸收现有二十余部地方实施条例立法经验，制定反家庭暴力法配套司法解释或实施条例，统一家庭暴力定义与分级标准。整合跨部门协作程序，确保不同保护措施在前端保护链条中顺利衔接，有效降低轻微民事纠纷向恶性刑事案件演变的风险。

　　分级干预的制度优化。建立家暴行为分级响应机制，将风险家庭分为低、中、高三级，明确不同风险级别的家访频次，及时根据家访情况调整风险等级。构建异常外伤就诊记录、高频报警信息、教育机构异常缺勤等信息交叉验证机制，运用算法大模型等手段建立风险预测模型，构建“社区预警-行政干预-司法救济”响应体系，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阻断。

　　数据治理的机制嵌入。打通公安110接警、医疗机构诊疗、法院保护令核发、社区监测等数据系统，构建家暴风险动态评估模型。通过数据碰撞自动触发高危案件预警，形成“证据固定-风险评估-干预处置”的数字化治理闭环。

　　多元责任的体系化整合。一是民事责任的梯度强化。建立施暴者民事赔偿与受害人庇护安置的联动机制，探索婚内损害赔偿、失职监护人民事追偿制度，破解“经济依附性”的救济困境。二是社会责任的定向配置。构建教师、医务人员等特定职业家暴记录核查机制，同步建立施暴者与未成年子女政审隔离制度，寻求社会防卫与个体发展权平衡。三是专业力量的制度引入。授权社会组织参与心理矫治与跟踪回访，建立司法社工介入家暴案件强制评估制度，弥补公权力干预的刚性局限。四是社区网格的功能激活。将家暴隐患排查纳入基层网格化管理考核，赋予社区工作者证据固定等辅助职能，筑牢防治体系末梢防线。

　　家庭暴力前端防治需要在制度层面建立“预防性立法-刚性化执行-动态化评估”的闭环体系，在技术层面构建“数据驱动-智能预警-精准干预”的智慧网络，在社会层面形成“政府主导-专业介入-公众参与”的共治格局，构筑阻断暴力升级的法治“防火墙”。

　　（作者单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