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文雅 李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在这一重要指示指引下，戏曲以唱、念、做、打的程式化表达，传播着中国本土法治内涵与价值观念，成为法文化传承的天然载体。从秦腔《铡美案》到当代法治新剧目，戏曲与法文化的交融，既是对传统法律的创造性激活，更是现代法治建设的重要实践。

　　追寻文化根脉：探索戏曲法文化的哲学基因。传统戏曲是中国法律文化的“活态博物馆”，其艺术叙事中蕴含着深刻的法哲学逻辑。秦腔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以《铡美案》等剧目传递着“善恶报应”的价值观，实质是儒家“礼法合一”思想的表达。包公怒铡陈世美这一情节，不仅是民众正义情感的宣泄，更蕴含着古代婚姻律法、官员司法权限等制度要素——包公依据《宋刑统》突破权贵阻挠，彰显着“法律至上”的理念。这种法律程序转化为艺术仪式的创作手法，如“升堂问案”的表演，暗合《礼记·乐记》“礼者，天地之序也”的秩序建构逻辑。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法学博士陈思思所著的《秦腔法文化研究导论》一书中，首次系统构建秦腔戏曲法文化研究框架与研究基础。书中可视化分析、揭示了“秦腔法文化”研究的独特价值：作为西北社会的“民间法律史”，秦腔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区别于官方典籍的底层视角。这种将戏曲纳入法律文化的研究范式，打破了传统法学对正史文献的路径依赖。正如费孝通先生著述的《乡土中国》中对“无讼”的论述，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非折狱，戏曲正是通过道德教化实现“礼法结合”，补充了正式制度之外的社会治理维度。

　　借助艺术赋能：揭示戏曲法文化的传播优势。戏曲的独特艺术特性使其成为法文化的生动演绎场。元杂剧《窦娥冤》以“六月飞雪”的超验想象批判司法腐败，这种悲剧精神与当代“疑罪从无”原则形成历史对话——窦娥的血泪控诉，本质是以“自然正义”对抗现实法理的缺位。而包公、况钟等戏曲角色通过脸谱、唱腔等符号化塑造，将抽象的法律价值转化为可感知的艺术形象：包公的“黑脸”象征铁面无私，况钟“夜审”的细节传递证据意识，实现了法律观念从“文本”到“认知”的转化。戏曲传播法文化的独特优势有三重维度。其一，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覆盖城乡的大众艺术，其受众横跨年龄、地域、阶层，使法治观念突破“精英话语”局限，真正抵达基层社会。其二，深刻的情感共鸣。通过戏剧冲突，将抽象的法律原则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故事，引发观众对公平正义的强烈认同。其三，系统性的诠释文化。从服饰（如官服象征等级秩序）到道具（如惊堂木隐喻司法权威），戏曲的物质符号系统构成完整的法文化阐释体系，使得法文化被大众“沉浸式”接受。

　　注入时代活力：促进戏曲法文化传承创新。在当代法治语境下，戏曲面临着从“文化遗产”到“活态治理资源”的转型。一方面，戏曲法文化面临现代化解构，传统戏剧中“司法公正”“恤民慎刑”等朴素价值观需结合当代法治思想创新性改编。在《铡美案》故事中，除展现包拯“法不容情”的刚性裁判外，可增设“证据质证”“程序正义”的细节，如通过物证链还原驸马杀妻真相、引入乡邻证人证言补强事实认定，使“铡刀行刑”的传统结局更具现代司法程序合法性的法理支撑，凸显“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相统一”的法治理念。另一方面，聚集现实法治议题创作特色新剧目，实现戏曲与时代同频共振。如秦腔《关西夫子》以东汉杨震“四知据金”为原型，通过“唱廉”“演廉”将廉洁理念注入艺术叙事，助力廉政建设；《绿韵长安》以秦岭生态保护为背景，讲述村民从伐木到护林的转变，嵌入环境保护法条款，将环保理念深入人心；《技韵维权》以民间工艺侵权纠纷为蓝本，通过“非遗传承人维权”的剧情，普及著作权法知识，宣传知识产权保护知识和意义；普法民歌剧《村官巧断家务事》将民法典融入其家长里短的调解故事，开创“戏曲+法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凝聚多方合力：共筑法治文化传播之路。戏曲法文化的传播，需以制度性协作破解文化传播困境，构建政府主导、文化机构支撑、社会力量参与的协同机制，实现法治精神与艺术表达的有机结合。政府作为文化建设的引领者，应加快完善制度供给与资源保障。一是政府牵引，制定相关政策，参考济南市的实践经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场租补贴等形式，为法治剧场提供专用剧场与排练空间；同时设立专项基金，对优秀的法治戏曲创作项目给予资金扶持；二是人才培养，联合高校开设“法律+戏曲”交叉学科，培养兼具法学素养与艺术表达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三是考核激励，参照南陵县将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纳入乡村振兴考核指标的做法，将法治化普及纳入基层建设的评估要素。文化机构是法治文化传播中的桥梁纽带，须构建专业化协作网络。一方面，推动多方力量协同创作：司法部门提供典型案例库，艺术院团负责剧本转化，形成“需求侧—创作端”精准对接机制。另一方面，形成戏曲文化联动传播：借鉴曲阜市“法治文物数字化工程”，建立法治戏曲影像数据库，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展经典剧目展播；推广金寨县“红色法治故事宣讲”经验，组织戏曲名家组成巡演团，开展“法治文艺基层行”活动。戏曲创作者是法治文化传播的主力军，需深耕戏曲法文化本土化叙事逻辑。对传统戏曲的法文化元素创新传承，如将“六尺巷”“包公断案”等典故重构为现代调解制度的文化隐喻。同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敏锐地挖掘现实中的法治题材，如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法治故事。此外，创新戏曲法文化的呈现形式，运用“接受美学”理论优化表达策略，如北京法院将京剧《玉堂春》改编为VR互动剧，观众可通过手势识别参与证据质证，使程序正义理念具象化；济南市推动“戏曲剧本杀”，在《铡美案》实景演出中植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知识问答，使戏曲法文化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作者单位：西安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