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杰 张大鹏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既体现人道主义关怀，又需坚守法律底线。一名处于哺乳期却未履行抚养婴儿义务，且涉嫌新罪的罪犯，能否适用暂予监外执行？让我们结合以下具体案情与法律条文，解析“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认定标准，探讨社会危险性对暂予监外执行适用的影响，厘清该制度的适用边界。

　　案情

　　朱艳（化名）于2024年7月9日和男朋友王斌（化名）未婚生育一男婴，由二人共同抚养。同年9月，二人分手，经法院调解，婴儿由王斌抚养，此后朱艳既未探望过该婴儿，也未履行过抚养义务。今年2月20日，朱艳因犯抢劫罪，强制猥亵、侮辱罪被法院合并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其上诉后被裁定驳回，维持原判。今年4月28日，朱艳以自己正在哺乳期、为孩子健康成长为由，向法院申请暂予监外执行。另查明，今年5月29日，朱艳因涉嫌新罪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朱艳2024年7月9日生育一婴儿，至2025年7月8日处在哺乳期内，应当对其暂予监外执行。

　　第二种意见认为，朱艳虽生育婴儿，但仅哺乳照顾两个月，随后婴儿由王斌抚养，朱艳未履行抚养义务，不属于“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不应对其暂予监外执行。

　　评析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之规定，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但在该案中，朱艳不属于“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首先，从实际行为来看，朱艳自2024年9月就再未接触过婴儿，更无对婴儿有抚养和照顾行为，尽管按照司法实践和立法精神，“哺乳”不限于母乳喂养，只需要亲身哺育即可，但朱艳完全脱离对婴儿的抚养，不符合“正在哺乳”的实质要求。其次，从表述来看，法条使用“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而非“哺乳期妇女”，这二者有明显区别，说明该权利需要满足当时性的要求，即需要在申请暂予监外执行时实际履行抚养义务，而非处于法定的哺乳期内。这一规定既保障了无辜婴儿不因母亲的罪责而被剥夺哺育的权利，又凸显出母亲要承担起抚养哺育婴儿的义务，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充分保障了人权。朱艳申请暂予监外执行时已长期不履行抚养义务，不符合“正在哺乳”当时性要求。因此，不能认定朱艳为“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朱艳具有较大的社会危险性，不宜暂予监外执行。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法条的表述是“可以”，而非“应当”。因此，即便符合暂予监外执行的3个条件，也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并非必然适用。其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等的规定，均反映出对于涉嫌新罪等具有较大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应从严处理。同时，《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办理暂予监外执行监督案件工作指引（试行）》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受理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应当审查罪犯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综上，理应将“社会危险性”纳入能否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参考标准。最后，朱艳犯抢劫罪和强制猥亵、侮辱罪，属于暴力犯罪，又涉嫌新罪被监视居住，可见其社会危险性较大，对其暂予监外执行会造成较大的社会风险隐患。

　　对朱艳不予暂予监外执行，是办理“减假暂”案件实质化审查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近年来，检察机关依法积极推进“减假暂”案件实质化审查，明确了“四个坚持”基本要求，即坚持全面依法审查、坚持主客观改造表现并重、坚持严格审查证据材料、坚持区别对待。2023年“两高三部一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暂予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也强调实质化审查，让符合条件的罪犯依法获得“减假暂”执行，让不符合条件的罪犯无法蒙混过关，确保刑罚执行公平公正。该案中，若形式化审查，不审查哺乳行为，直接以朱艳处于哺乳期作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会造成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滥用，极大损害司法权威和公信力。通过实质化审查，对朱艳有无哺乳行为进行分析论证，综合朱艳无经济来源，不愿承担抚养义务，其间还与他人交往同居，显属极度不负责任，不可能再对婴儿履行抚养义务，不应适用暂予监外执行。

　　综上，朱艳既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又具有社会危险性，依据法律规定，不应对其暂予监外执行。